文/王书雨 责任编辑/袁媛
新闻：这两天，有媒体报道称，上海小学二年级的语文课文第24课《打碗碗花》（李天芳著散文），原文中的“外婆”全部被改成了“姥姥”。上海教委会给出的官方解释是“外婆”是方言，“姥姥”是标准汉语，一时间网上哗然。 ——人民网6月22日
网友评论：@酩酊：西汉时期已有“外婆”这一称法，“姥姥”不过是明朝才出现的词汇，如何定义汉语才算标准呢？
本刊评论：修改称谓一事并不是在于对外婆和姥姥两词在史学上的矫枉过正，这两种称谓无论谁先有之谁后有之，其存在都有意义。在这一事件里，普通话和方言的对抗好像被莫名地放大了，其实问题的关键不是两种语系的差异问题，想让孩子们接触到更具有地方文化氛围的文字，提供课外延伸就是，何必将原本好端端的文章拆分开来？
“姥姥”、“外婆”，究竟哪一个词能最准确用来表示妈妈的妈妈，或者是普通话和方言哪一个更能体现出文化的韵味，都不是这则新闻背后隐藏的东西。需要冷静思考的，是什么因素让教科书频频被推上手术台，以及当下直到未来，我们应当采用怎样的教科书，才能让孩子们学有所得。
教育应该是让每个人寻找到自己的价值，发现、激活它，长成原本应该有的样子。作家叶开曾坦言，他在帮助自己的女儿预习课文时，发现课文中出现很多搭配不当的描写，读来生硬万分，忍不住查阅资料后才发现，那些所谓选入的名家名作全部被教材的编写人“动了刀子”，并且丝毫不尊重原著，连原作者和出处也不标注。现在语文课堂长期的标准化教学，对名作千篇一律的理解，压抑了文学的性灵。就好像这则报道，检委会一味地坚持姥姥才是妈妈的妈妈的正确叫法，全然是借鉴了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，然而已经有多方学者研讨表明这是一项错误的言论，从中不难看出，思维的固化可怕至极。中华文化，博大精深，我们欣然接受文化的差异，但决不允许文化的曲解。
教育是国家的基石，往小了说这是文化领域的一次极大耻辱，往大了说，无疑是对教育事业的不负责。
换个角度思考，教科书的改动是情理之中的事，名家作品免不了有时代印记，某些思想脱离了合适的时空，自然难以发挥出应有的价值。且受众多为小学生，他们的平均认知能力不足以支持阅读内涵深刻的作品，将原著简化一来有助于学生接触名家作品，二来是辅助他们认读字词。况且编写组的水平有一定的高度，经过这些事件的发酵，他们再对文章动手必定小心翼翼，再三思索。初级教科书是抽丝剥茧还是还原本真，唯有时间能给出答案了。